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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里的党史与党史中的文学
      来源:文艺报 | 作者:王 蒙  时间: 2021-06-18

      ?  重视文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特色,不仅仅是中国,而中国尤其鲜明。

        第一,1921年,也就是100年前,当时推动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有一批文化人,陈独秀是文学家,我们讲文学史永远不可能不讲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写着各种各样的文章,他的豪言壮语是:给我十年时间编《新青年》,我要唤醒所有的中国人。李大钊的散文,那种感情、那种理论、那种信念,那种动人肝肠、感人肺腑的痛陈疾呼,在文学史上也是无与伦比的。烈士方志敏的文章一样的强烈真挚。当然更重要的是瞿秋白,瞿秋白是一个大作家,在我的少年时代已经非常感动地阅读他的《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他担任过党的主要负责人。共产党某种意义上是容易接受左翼文人、进步文人的,他们是较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群体。

        毛泽东的诗词与书法独树一帜,永垂不朽。我们也不会忘记陈毅的《赣南游击词》与《梅岭三章》,还有那么多感天动地的革命烈士诗作。

        第二,共产党建党的时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以及各个军阀相比,共产党太弱小了,什么都没有,军事实力、国家机器、政法系统、财富、金融以及一切的资源、一切的硬实力都在反对派手里。但是共产党建立起来了,而且最后取得了胜利。在建党的时候,靠的是文化优势,靠的是软实力,靠的是理论优势、信念优势,靠的是马克思主义,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那么一些很容易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接轨的东西,比如说“世界大同”“天下为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得民心者得天下”“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以及老子提出的天道与人道的差别,“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而所有的革命和起义都有“替天行道”这样一个口号,也就是要开仓放粮,削富济贫。

        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当中,毛泽东提出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了两个“围剿”:一个是军事“围剿”,“围剿”的结果是红军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另一个是文化“围剿”,毛泽东说,在白区的文化机构里头,我们共产党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没有抵抗的力量,但是文化“围剿”对于国民党而言是完全的失败,根本就进行不下去,这个是值得人深思的。也就是说,鲁迅代表的中国的有良心的作家,从内心里就是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的。

        这让我想到一个文化方面的大人物曾经跟我说过的话,他说在文化上、文艺上、思想理论上,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革命比苏俄的革命更成熟。苏联十月革命的时候,最同情革命、拥护革命的高尔基也被吓跑了,最著名的指挥家、音乐家,还有一大批作家,其中包括后来对斯大林非常崇敬的阿·托尔斯泰与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蒲宁都吓跑了。但是,中国在1949年10月1日到来时是这样的:中国的作家、艺术家,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从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冒着各种的危险,冒着被国民党特务刺杀的生命危险回到祖国,大家云集北京,几乎全部都来了。老舍先生有一个说法,这是他的统计,他说跟着国民党到台湾去或国外去的大致占10%,10个作家里面只有1个跟着走,离开的人屈指可数。

        第三,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在客观上起了一个同情革命、推动革命、要求革命的作用,不仅左翼作家如此,许多非左翼作家也是这样。鲁迅就不必说了,他有非常明确的对待国民党反动派的批判态度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的说法。郭沫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从政治经历来说,他曾经当面拍着桌子痛骂蒋介石,他写的《屈原》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上演,那样震动人心,当然他的新诗是划时代的,他的戏剧《虎符》《蔡文姬》等,影响很大,还可以讲一大堆他的甲骨文研究、文学翻译方面的贡献,不仅是文学的巨大贡献,更是对革命、对社会、对历史的巨大贡献。为什么我专门要说一下这个呢,因为现在所谓的民间,有一种无知的糊涂的低层次的思维,就是逮机会就骂郭沫若,这是非常令人反感的,而且几乎都是无端的攻击。茅盾1921年入党,大革命失败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81年,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恢复茅盾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巴金早期的确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算不算无政府主义者,我也说不太清楚,但是巴金的作品是鼓励人们革命的,你看《灭亡》和《新生》,这是他幻想的革命,可是你看看他的幻想革命的小说,你就要想革命,而要革命,你只可能走一条路,就是跟着共产党走。老舍在1949年以前也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读完《骆驼祥子》,也让相信人革命。新中国成立前,我和一位师友发生过一个小的争论。他问我最近看什么书,我说看《骆驼祥子》,他就表示好像看老舍的东西不理想,我说看完《骆驼祥子》会激起你的革命热情。曹禺的《日出》《雷雨》《原野》《北京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鼓励你批判的。有人说曹禺的《蜕变》寄托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某些幻想,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曹禺不可能在抗日战争期间歌颂平型关战役或者百团大战,也不可能写歌颂彭德怀等人的文章,这是脱离实际的。我还喜欢举谢冰心的例子。谢冰心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是一个很高尚很高贵的人物,她当然没有参加共产主义革命,也没有打游击或者参加地下党,但是谢冰心新中国成立前有一个小说《去国》,写一个叫英士的留学生回到中国以后,屡屡碰壁,一切爱国报国之心全部都化为乌有,最后只能再一次离开中国,这个也是具有很强批判性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文学在中国从来是革命的元素,是革命的一个契机,是人民革命思潮的一种表现。当然,还有一批作家,后来直接加入了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队伍,比如丁玲、艾青、萧军、欧阳山、周扬等。艾青同志曾保留着一封毛主席给他写的信的原件,甚至能背诵下来。内容就是毛主席约他去杨家岭住地聊天,而且信里边还提到说这两天下雨,你过来渡河不好过,我派一匹马去接你一下。另外,毛主席还给萧军写过信,因为萧军脾气比较暴躁,毛主席就像大哥哥一样批评他,说不要这么暴躁,对别人对你自己都没有什么好处。

        在革命根据地,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推动了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革命化、工农兵人民化、与对人民生活的深入与理解,党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针,简明准确,深入浅出。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与作品也给人非常大的影响,例如《兄妹开荒》《白毛女》《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我读赵树理的时候,激动得简直就没法活,我不能想象世界上有这样的文学,能这么好地跟人民结合起来,和人民的语言结合起来,不带翻译腔,不带知识分子腔。

        另外,我还想提一下在白区的,就是没有到根据地去、但是也起着很不一般的作用的大作家、文学家,一个是阳翰笙,一个是夏衍,他们实际上是白区的一个工作点,许多人要到解放区去,都是通过他们。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绝密使命》写十年内战时期的各种交通站,阳翰笙和夏衍也是“交通站”。阳翰笙同志曾经照顾过李鹏同志,李鹏同志的父亲李硕勋同志牺牲了,阳翰笙同志照顾作为烈士子弟的李鹏同志的行程和安全。阳翰笙同志去世后有一个追思会,李鹏同志也参加了,这种关系之密切令人难忘。

        第四,我们谈论中国文学的时候,一定不能不谈在中国翻译和引进的外国文学,因为它在中国起的作用非常大。首先是俄苏文学,很多人走向革命离不开俄苏文学,到现在我还记得怎么和地下党建立的关系:我当时在北京平民中学就是现在的四十一中,我参加学校讲演比赛,变成了一个小明星,我们学校还有一个棒球大明星叫何平,他见着我,他说小王蒙最近看什么书呢,我说我看的都是一些批判性的书,我说我思想左倾,一下子他眼睛就放光了,因为他是地下党。他当天就把我约到他家里去,给我看了两本书,一本是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再一个就是苏联瓦西列夫斯卡娅的《虹》。我学的第一首革命歌曲是《喀秋莎》。法捷耶夫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家,他的《青年近卫军》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当然,法捷耶夫的人生也引起我极大的感慨,因为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法捷耶夫自杀了,这个事让我心里非常难过,但是即使这样,法捷耶夫的文章中那种从内心最深处发出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追求,他的那种境界、那种思想、那种纯粹、那种“初心”,至今让我为之泪下,我愿意向法捷耶夫行礼,我仍然要表达我对他的崇拜。

        谈到世界文学,我还有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体会,就是一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实际上就跟我说的鲁郭茅巴老曹一样,也起了推动俄罗斯革命的作用。契诃夫是和革命最没有关系的,但是契诃夫的最后一篇小说《新娘》,写一个中产阶级的新娘,在她快要结婚的时候,忽然感觉一切是那样无聊,她逃婚了,参加革命去了。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由后来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著名作家邵荃麟翻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认为这是共产党搞革命的一个关键语言,就是要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谋幸福、谋翻身,这是一个旗帜,把革命鼓动起来、宣传起来,将正义性表现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坚决反对暴力革命,所以高尔基找机会就骂他,但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个标题太厉害了,读来让我热血沸腾,人怎么能够被侮辱?人怎么能够被损害?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怎么能够不反抗呢?还有,托尔斯泰被列宁称为俄罗斯革命的一面镜子,说他是最天才、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

        再扩大一点,英国、法国的那些现实主义作家,他也都有一种鼓动社会革命,鼓动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力量。比如狄更斯的《双城记》《雾都孤儿》,比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悲惨世界》。所以,一些现实主义文学很具有亲革命性、亲左翼思想性,有一种亲共产主义性。更不要说法共作家阿拉贡,他的名著就叫《共产党人》,他逝世时法国为他举行了国葬。匈牙利文学理论家卢卡契,其历史地位也是非常崇高伟大的。

        第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革命、建设、发展、改革开放,推动了全新的文学语境文学受众与文学氛围的形成。对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封建迷信、丑恶势力,对于文化上的空虚、懒惰、停滞、苟且、低级、无病呻吟与病态悲观等进行了反复扫荡,然后是扫盲、卫生、体育、文化、出版等各项事业的发达,形成了我们充实、健康、建设性的文化主调,带来了文化发展文学发展教育发展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1949年以后,我们的革命文学也发生了一些曲折,有些文学战线上的政治运动后来证明不一定妥当,由于革命的惯性,由于某些简单化急性病,在人民夺取政权以后有些事还习惯用阶级斗争化的方式来解决,也有处理的不妥当的地方,这方面我们积累了丰富的与厚重的经验,须要牢记。

        但是我们也还要看到,在文学上我们有很多想法实现了。比如希望更多的劳动人民拿起笔来,这是毛主席的思想,这个实现了。我们有农民作家乔典运,工人作家胡万春、蒋子龙,曾经还有高玉宝、崔八娃。还有一个理想,就是让更多的人接受文学。

        同时,党中央重要的文艺思想是希望作家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大众中去,尤其是到农村去,这个也是前所未有的,有些人虽然本身并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们知道在解放区的时候,丁玲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写了《暴风骤雨》,康濯写了《我的两家房东》,柯蓝写了《洋铁桶的故事》,还有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所以,“深入生活”对作家的创作来说的确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使我们的文学呈现出一些不一样的情况。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我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去的新疆,但客观上我也等于践行了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号召,而且我是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农民在一起,这种生活,给我的文艺创作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

        第六,从文学中的党史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有许多作品和党史有关,比如说写大革命的《三家巷》《大浪淘沙》,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闪闪的红星》,写抗日战争、十年内战、大革命晚期的《小城春秋》,还有根据陶承《我的一家》拍摄成的影片《革命家庭》、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等等,都有助于我们从某一个角度了解党史。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作品就更多了,例如《红日》《风云初记》《林海雪原》《苦菜花》《保卫延安》《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对我们的革命文学、党史教育起到很大作用。

        谈到抗日,不能不谈到《黄河大合唱》,以往大家都把它作为一个音乐作品,但是它也是文学作品,它是光未然的诗。我想起歌唱家王昆同志曾经跟我说过,有一次老解放区几位歌唱家回忆起来,当年人民解放军的军力没法和国民党比,但是共产党有革命歌曲鼓舞士气,国民党没歌可唱。这一点,台湾的一位诗人,一次聊天时他认为这个分析太对了。他说他在台湾上中学的时候,春游时大家无歌可唱,刚一唱贺绿汀的《清流》:“门前一道清流,夹岸两行垂柳,风景年年依旧,只有那流水总是一去不回头,流水哟!请你莫把光阴带走。”这本来与政治无关,但贺老师是中共党员,是共产党的文化领导干部,这就让他无歌可唱。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军事的胜负容易和唱歌连起来,胜利者唱的是凯歌,失败者是怎样的呢?他们叫作“四面楚歌”!

        反映1949年以后生活的文学作品有《创业史》《山乡巨变》《谁是最可爱的人》《团圆》……琳琅满目。这里头又出现了许多新的课题,比如说娱乐性,这也是正常的,作为一个执政党,让老百姓健康娱乐是很重要的文化使命。所以,对于1949年以后,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宽泛地理解,因为和夺取政权的那个时代又不完全一样,我们的文学起的作用既有政治教育作用,也有娱乐休闲作用,甚至也有所谓精神消费性作用。就拿我们引进的一些不是中国内地的作品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文学生活是越来越丰富,我们的路子越来越宽,比如说,金庸的一大批作品在中国大陆大量出版大量翻印。我们的翻译作品,它的广泛性也是前所未有,包括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也有现代主义,我们的文学生活应该是强国大国发展状况的呈现。

        但是再广泛,我们仍然有一个主调,仍然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中国梦的主调。我们看2035年远景规划,那里边提到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都是对于整个国家的全局性的愿景和规划。所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回顾党的100年的历程和中国文学100年的历程时,里边有许多让我们受到鼓舞,也得到经验的事情。最后,我再讲几点结论:

        一、出自对于理想的追求、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痛心疾首,出自对于民族精神的解放与振奋的期待、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执著,文学的激情与理想必然发展深化成为革命的激情与理想,必然深化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发展的激情与理想。中国现当代文学汇入党领导的革命洪流,是历史的必然。

        二、对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的民胞物与之心,对于正义、幸福、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希望,使中国作家必然认同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必然拥护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思想与方向。

        三、我们的文学写作者要珍惜百年来文学与党的事业的紧密联系,珍惜我们的经验与智慧,学大局、识大体、知大势,明党心、国心、民心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心,勇于创新,乐于发展,解放思想,为人民、为子孙万代,为世界、为一个一百年与又一个一百年,呕心沥血,让作品说话,留下我们这一代写作人的文学丰碑。

        四、为了实现2035年建设文化强国的远景规划,我们在发展文化教育、提高阅读与出版事业水平、培育砥砺青年作家、展示文学人才阵容与当代经典作品阵容方面,任重道远。这一切,都要在党的切实与全面的领导下扎实进行。

        (本文是王蒙2021年5月27日在中国海洋大学的讲话,常鹏飞根据录音整理,经王蒙本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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