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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视角及文本
      ——老藤乡土小说的多重解读
      来源:2021年3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 作者:周 荣  时间: 2021-06-03

        内容提要:老藤乡土小说中作者的多重身份影响并规定了其乡土小说的叙事结构与美学风格。内视角与外视角的组合、叠加,形成了文本“问题小说”的基本框架、“有用”的文学观和朴素雅正的文风。小说中村主任、驻村干部、农村青年的人物设置模式,一方面赓续并重建红色经典文学的叙事传统,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在当下文学格局中重建理想主义时代“新人”的努力。

        关键词:老藤 内视角 外视角 文本结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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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段对话访谈中,作家老藤如是梳理了自己的生活轨迹:

        我出生在山东即墨,著名的“田横五百士”就发生在我家所在的镇。九岁时,举家搬到了黑龙江的五大连池,搬家的理由就是现代版的闯关东,因为七十年代初期黑龙江日子比山东好,山东当时的主食是地瓜、地瓜干,我一直到今天也不喜欢吃地瓜,就是小时候吃伤了,一见到地瓜就烧心,而黑龙江的主食是小麦玉米,这对于靠地瓜果腹的胶东人来说,吸引力蛮大。后来,我就在那里上学、工作,到1993年,从五大连池市调到了大连。①

        这条“北上”“南下”的漫长轨迹中,藏匿着俗世生活的艰辛不易,也留下了人间烟火中的长情诗意,更提供了一串解锁其文学世界的组合密码。从祖籍胶东湾到东北黑土地,再到渤海之滨,其间又曾在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辽西挂职,辗转多地的生活经历,一方面搭建起老藤文学世界的空间骨架,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内化为文学中饱满又不失灵动的质素,在或风物、或习俗、或风景的描摹中回望精神来路;另一方面也使其写作深深地根植于现实土壤中,“问题小说”的现实感、“有用”的艺术观与朴素雅正的文风,构成了老藤文学世界整体的现实主义风貌。

        虽然工作后久居城市,老藤毫不掩饰自己对乡村的深厚情感,对曾经生活过的土地的眷恋。他的写作长久地关注着中国百年乡土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刀兵过》《萨满咒》在飞扬的想象与虚构中追忆大地上的传奇精魂,《熬鹰》《辽西往事》《遣蛇》是乡村生活的细腻写照,更执念于精神层面的超越与重建。对乡土生活的熟稔、对乡村伦理政治的深谙,在老藤的小说中转化为“体贴”的叙事内视角,这种内视角,既“规定”了文本的叙事结构和人物设置——小说紧扣乡村社会具体的“问题”展开文本,“村主任”在解决“问题”及文本结构中均承担重要功能;又在整体上塑造了作品的情感取向、美学风貌——作者深深倾心于传统文化和乡土美学,情感融于土地,对土地上的万物生灵怀有理解之宽容,从而为小说打上了一层柔和的暖色。

        老藤曾在多地多个党政部门从事行政工作,对社会发展趋势、社会结构变化及政策导向,有着深入的理解和认知。这种经历、理解和认知又理性地把他与乡村、土地拉开一定的距离,形成了“旁观”的叙事外视角。在这种外视角中,作者把乡村置于中国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现代政治结构乃至全球化格局中加以考察,思考乡土社会的命运——

        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说,乡村的未来才是国家的未来,乡村永远是国家这条大河的蓄洪区,乡村的涵养与调节是河清海晏的前提……令人堪忧的是,乡村生态遇到了城市化前所未有的挑战,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图景正在被喧嚣的机器所吞噬。其实,工业化也好,城市化也罢,只要处理得好,与乡村生态不会截然对立……②

        因此,老藤乡土小说中呈现的问题与困境,也就不仅是“地方性”乡村的局部问题,也是全社会的整体问题,更深远地指向人类、全球性的普遍难题。此时,“村支书”的个人能力、修养和视野已经无法完全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必须有其他力量和人的介入和推动。于是,下派干部、驻村书记——升级版的“村主任”,作为老藤乡土小说中另一类人物,加入到乡村工作和生活中,与村主任共同治理乡村;同时,乡村中涌现的“新人”也逐渐成熟,被委以重任,承担起发展、重建乡村社会的责任。内部传统力量、外部政治力量与时代新生力量的合力,打开了乡土社会转型与重建的可能与格局,也构成了老藤乡土叙事的典型结构。

        外视角的“距离感”也赋予作品美学层面上的知识分子趣味。“协和广场‘对出租汽车司机说来不是审美对象,田野对农夫也不是审美对象’。这却又不只受制于爱和感受能力,更因为赖土地为生的农夫不可能对田野持‘非功利’的审美态度。”③人脱离了与自然的原始统一关系,才具有审美的眼光;现代知识分子摆脱了与土地的生存依赖,于是自命为“地之子”。因此,在“问题小说”的现实针对性之外,老藤的乡村叙事中又贯之以田园牧歌式的抒情性笔墨——

        我一直认为炊烟是人间烟火的标志,袅袅炊烟是乡村生活的旋律。炊烟的味道令人沉醉,当你站在高坡上,看着家家户户的烟囱冒出炊烟时,你会感到生活的真实和温暖。当年,黄昏里我扛着鱼竿从讷谟尔河畔回村,看到的就是一缕缕炊烟。尤其无风的傍晚,远远看着条条炊烟笔直上升,缓缓融化在晚霞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妙油画。④

        我来自农村,炊烟是脑际一缕挥之不去的乡愁,这愁绪会像纤细的电炉丝,遇有机缘,就会充电发热变红,带来寻根的温暖。⑤

        这种内视角与外视角的叠加、组合构成了老藤乡土小说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与百年乡土文学中鲁迅一脉的启蒙与批判立场不同,又区别于沈从文、萧红、汪曾祺的诗意怀乡,与当下乡土叙事中的哀叹与凭吊也大相径庭。抒情性笔墨与实用性诉求、感同身受的乡土文化认同与理性整体的现代认知视野、守正传统文化精髓与纳新现代人文精神,有机地共存于老藤的乡土叙事中。

        作家与城市、文字与历史,互相凝望,相互成全。“好作家都有原产地的。每一个人都有故乡,都有一个精神的来源地,一个埋藏记忆的地方。”“在很多大作家的笔下,总有一群人是他的笔墨一直在书写的,也总有一个地方,是他一直念兹在兹的。”⑥但遗憾的是,很多写作者终其一生寻找而未得,或寻到却未能化为文字。老藤是幸运的,他遇到了,且不止一处——

        我生活中有两个地方一直念念不能忘。一个是青少年时期生活过的讷谟尔河湿地,一个是辽西的凌源市。这两个地方是我心田里的两洼春韭绿,常想常新。⑦

        顺理成章,这两个地方也是作家老藤最倾心的文学“自留地”。纳谟尔河湿地位于黑龙江讷河市,《萨满咒》对纳谟尔河湿地的秀美风光、丰富物产、神秘风俗作了工笔细描。《遣蛇》取材于黑龙江省逊克县干叉子乡,小说中出现的呼蛇、神奇的蛇头鱼、滚钩钓鳇鱼都源自这里。凌源地处辽宁西部,是朝阳市下属县级市。在凌源工作期间,老藤走遍了凌源的乡村,搜集材料,考察风土人情。《熬鹰》《无雨辽西》《辽西往事》《战国红》等是这段经历的文学再现。老藤的乡土小说数量并不多,它的独特性在于视角,以及由视角所决定的“人物设置及其内生关系的营构”⑧。“村主任”是老藤乡土小说中频繁出现的一类人物形象,其中既有现任的(《熬鹰》《战国红》《遣蛇》)、离任的(《战国红》)、挂职或驻村的(《战国红》《辽西往事》)。显然,作者在他们身上寄予了特定的意涵,如何理解这类人物在文本中的结构性功能、承载的社会价值及美学意义,便成为打开作品思想空间的关键。

        每一种写作几乎都镶嵌在传统筋脉之中,延伸、充盈、开阔着文学的意蕴空间。尤其是乡土文学,百年乡土文学犹如一座恢弘博大、气象非凡的圣殿,其中供奉着鲁迅、沈从文、萧红、赵树理、柳青、莫言等名家浩如烟海的经典之作。因此,不妨说,乡土小说的价值已经不取决于文本自身,而是取决于如何基于现代视野与文学传统,阐释、重构并在美学上为乡土中国赋形。找到作家看取乡土中国的视角就找到了理解作品的关键。

        老藤的《辽西往事》并不是典型的乡土小说,严格地说,是以辽西为背景的带有浓厚地方风俗特色的短篇集萃,但这篇“非典型”小说却提供了探寻作家思想史视野及精神脉络谱系的典型视角。《辽西往事》由四个独立的故事组成,第一个故事名为“杏仁粥”,故事在渝州挂职副县长的“我”和大十字派出所民警老王边喝杏仁粥边进行的对话中展开。作者用两次性质相似的“自首”及对“自首”的两次相似处理,结构了一个并不复杂但颇具意味的小故事。第一次是抢劫犯刘永民的自首。大学毕业生刘永民的父亲重病住院,医疗费毫无着落,迫不得已刘永民抢劫了拖欠父亲工资的老板,老王了解了事情经过,便“私放”了抢劫犯刘永民。第二次是民警老王的自首。老王向挂职副县长的“我”自首了自己私放抢劫犯的经过。故事短小、流畅、平实,以“低空飞行”的姿态叙写生活,在法、理、情的交错、模糊地带去探索人性与生活的弹性空间。“自首”是缘起,对“自首”的处理是结尾,核心是中间部分,即如何定性自首。在小说叙事链条上,只有中间部分饱满了,才能在“正常”的缘起与“非常”结尾中间建构起合理的逻辑,在常态的生活中营造出小说的意味。作为党政机关干部,也是老王的领导,“我”定性老王的做法“合情不合法”。老王对大学生抢劫的解释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抓起来,依法处理,那样我就不用向你来自首了,可是果真那么做,刘永民就成了一枚被丢弃的杏核了。”⑨当然,“我”和老王都没有“依法处理”。最终,大学生抢劫犯凭借专业技能申请了移民,开始了新的生活;民警老王一如既往地工作;拖欠工资的暴发户老板得到了教训,鼻子上挨的拳头足够提醒他日后收敛自己的言行。海阔天空,街市太平。生活复归宁静,亦如热气腾腾的杏仁粥,散尽了那些许的毒性,依然是慰藉一天劳碌的美味。这是渝州的日常,是辽西的日常,是当下生活中随地随处都可能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大学生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医疗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渝州的故事即是中国的日常,日常生活蕴藏着普遍的逻辑,“我”和老王的处理方式中包裹的是中国式的情感认知与伦理道德,潜隐的也是作者的立场和视角。

        费孝通在对比乡土中国与西方现代社会维持社会秩序的方式时,认为传统中国是礼治社会,西方是法治社会,两者的区别在于“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⑩。“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传统“礼治”具有双重意义,不仅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力量,也担负着时时引导人“仰望星空”的教育意义。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礼治也可以杀人,杀死祥林嫂的不正是封建礼教么!如何保证礼治能在现代社会发挥正面作用,而不是导向悲剧。于此,作者格外强调执行者或管理者的重要性。换而言之,只有管理者或执行者是“好”人,具有“善”的德行,才能在法制和礼治之间维持良好的平衡,最大化地发挥两者的作用。老藤在基层生活、工作多年,深知“鸡毛蒜皮”当中的“大学问”。在社会治理中,完全采取公事公办的“法治”,“鸡毛蒜皮的小事,浪费了大量的行政资源不说,因为缺少令人信服的调节,案虽结仇却在,许多案件等于埋下了一颗地雷”。反之,用一种合情入理的“礼治”,既可以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也可以引导人心向善。《辽西往事》中,“我”和老王的处理方法更接近于“礼治”,虽然不符合公职身份,也不符合法律法规,但符合基本国情,以最小化的方式合理地化解了矛盾;也符合人性人情,让善的光亮穿透雾霾抵达生活阴暗角落。

        “杏仁粥”故事虽小,但完整地呈现了作者的思想视野和认知视角,以及化解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症结的手段诉求,即虽然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到世界格局中,经过数次革命终于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但在深层文化结构层面上,前现代乡土文明的“超稳定文化结构”依然左右着民族思维和生活方式,基于此,对乡土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治理、社会问题的应对就不单单诉诸单一的行政管理,更应基于文化心理层面的化解与根治。“我”和老王是县城的基层管理干部,从工作职能的角度,他们是社会生活有序运转的“润滑剂”;从人性道德的角度,他们是具有人文精神的现代人;他们不是传统的“乡贤”,但是具备“乡贤”品质的现代管理者。当文学的帷幕从乡村生活拉开,他们则对应“化身”为“村主任”。于是,我们也就可以充分认识“村主任”在老藤乡土小说中的结构性意义所在,也就可以理解太平台三代解不开的仇疙瘩何以被一个吹喇叭的“临时”村主任齐大嘴巧妙地化解了;理解一个偏僻山村的村主任金兆天何以上能与师长推杯换盏,下能把心高气傲的年轻挂职干部“训练”得服服帖帖,更不用说头头是道地劝说下放的“右派”知识分子、被开除的干部;理解老村主任柳奎虽然退休了,依然在村里具有很高的威望,依然可以对村里大事小情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村主任是传统文化中“乡贤”的化身,既能在盘根错节的纠纷、争端、恩怨中条分缕析地拎出关键所在,又能以举重若轻的方式化干戈为玉帛,维系乡土社会稳定有序的运转。但作者并非意图强化特定身份群体的重要性,而是借村主任“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特殊身份和贴近土地的近距离视角,剖析社会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虽然“超稳定文化结构”深刻地作用于乡村日常生活,但今天的乡村社会已经不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空间,乡村与城市、世界的经济流动、信息共享几乎同步,乡村社会的问题也必然放置于中国乃至全球的语境中加以审视,那么乡村的变革之路在哪里?动力来自哪里?乡村是否还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外视角的加入既在叙事层面上与内视角构成对话、补充,又在思想层面上开阔、丰富了作品的维度空间,从而架构起文本“有意味”的叙事形式。土生土长的村主任虽然深谙乡村政治伦理,擅于化解“鸡毛蒜皮”的矛盾,但乡村社会必然与澎湃而来的时代碰撞,在巨大的时代变革面前,老一辈村主任修养、知识、视野上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战国红》中的汪六叔即是如此。《战国红》作为内视角与外视角组合叠加的典型文本,呈现了当下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转型与变革中的种种复杂图景,塑造了驻村干部和农村青年人的形象。陈放、彭非、李东是省里派到柳城的驻村干部,是乡村的外来者,携带着现代的视野和格局、科学的管理方法和理念;杏儿和李青是乡村里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与前辈相比,她们受到相对良好的教育,思想开放,擅于接收新鲜事物。乡村需借助新的力量完成变革与自我更新,驻村(挂职)干部与农村“新人”是两股重要的力量。

        1946年夏天,从东北松江省珠河县驶出一挂四轱辘马车,拉着工作队进了元茂屯,从此元茂屯翻天覆地(《暴风骤雨》);而在华北平原桑干河畔,一辆漂亮的胶皮大车扯出了暖水屯陈年老黄历,工作队的到来翻开了暖水屯历史新的一页(《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历史在这里转折,工作队的到来开启了乡村叙事的“创世纪”神话,作为革命的物质空间,革命的“太阳”普照大地,一批农村“新人”在时代的“暴风骤雨”中成长,确立了历史主体的位置。在这种乡土叙事与革命叙事的“嫁接”中,革命理想的“大远景”拉近为当下生活的美好“特写”,在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相互激荡中,建立了一种属于革命年代的全新的、建构的乡土叙事美学。但是在时代呼啸加速的行进中,乡土小说的叙事基调渐趋低沉、暗哑,重返新文学之初黯淡、灰沉的图景;《人生》之后,乡土小说在塑造“新人”上也陷入瓶颈,难以塑造出与时代主潮“共名”的新人。而老藤乡土小说明朗、质朴、诗性、生机勃勃的调性为暗淡的乡土小说图景增添了一抹亮色,一方面,在对时代精神与乡村变革的精准书写中,赓续并重建红色经典文学叙事传统;另一方面,在“失败者”过多的文学“新人”中,重建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时代“新人”。

        《战国红》《青山在》等作品以乡村发展的现实问题与困境为叙事基点,在宏观层面上反思问题的源头与根本,进而探索乡村社会现代转型的空间与可能。作者抓住“乡村振兴最大的难题是人”,从“人”的因素出发,写人与环境的相互促进、影响、转变,如柳城“四大立棍”的变化;写年轻一代的成长与乡村变革的可能,如杏儿、李青等。尤其是塑造了与时代并肩同行的“新人”,不仅代表了历史发展、时代进步和社会探索的全新方向与力量,更代表了艺术创造参与、表达现实生活所能达到的深度与难度、限度。杏儿和李青等农村“新人”形象,他们青春洋溢,怀着改变贫穷生活的热望与韧性,投身家乡发展中;他们带着与“喇嘛咒”较量的坚定与决心,破解一个个难题。这种不同于涂自强、陈金芳的新人形象在当代文学格局具有某种“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又是读者曾经熟悉的,浩瀚的文学史为这种品质留有一席之地,梁生宝、陈焕生、孙少安,以质朴的力量雕刻了几代人的精神世界,构筑起那个特定时代乡土小说丰沛的情感、饱满的筋骨,从而建构起当代小说中具有典范意义的美学风格。

        当下的中国乡村已经卷入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经历着复杂的社会结构性变迁,如何让杏儿、李青的成长与自我实现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而非闭门造车、一厢情愿的书写,又非对文学史经典形象的简单复制,是“新人”塑造成功与否的关键。作者对此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在人物塑造上,没有囿苑于乡村社会的封闭天地中,刻意“拔高”或“矬子中拔大个”,而是把人物深深地“嵌入”到时代大潮中,杏儿是在与北京大学毕业的企业老板的竞争、谈判与合作中逐渐成长、成熟的;李青到高等学府进修,开阔眼界,学习现代管理方式,娴熟地利用现代互联网为家乡“代言”。她们是辽西的“李子柒”,是柳城的薇娅。杏儿和李青的塑造,既扎根于大地,也踩在时代的潮头,拓展了涂自强、陈金芳以外的乡村“新人”的成长空间与道路,展现出“个体生命如此有力地承担历史,无数人汇合起来改变天地的力量”——谁也无法忽视或否定这种“梁生宝式”的力量所呈现的确认自我与建构世界方式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老藤的乡土小说具有鲜明的辨识度,文本善用意象,语言典雅纯白,民间风物描写意蕴悠长,构成了隽永蕴藉、哀而不怒、怨而不伤的古典美学风格。老藤小说中的意象形态多样,既有特定地域的民间风物风俗,如杏仁粥、遣蛇、熬鹰;也有自然物产或景观,如战国红、青山。意象在文本中承担着多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对意象的描写呈现出乡村图景的斑斓色调,日常生活的独特韵味;另一方面,对意象的阐释呼应,衬托着小说的主题,赋予主题传达以生动、感性的形式,免于直白浅陋的说教,从而形成了文本意蕴的深厚绵长,耐人寻味。

        老藤小说中经常出现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间风物和风俗,经过多重艺术手段的渲染和加工,变为意味绵长的意象,对小说情节发展、情绪氛围的营造起到重要作用。如《辽西往事》中第一个故事“杏仁粥”,化用当地一道风味小吃,轻巧灵动,余味悠长。杏仁粥是辽西的一道美味,把有毒的杏仁经过处理加入粥中,能解酒醉,入口爽滑。作为重要的“道具”,杏仁粥在情节展开中起到起承转合的推动作用。开篇,老王和“我”在喝粥中展开了“自首”的对话,行文至对抢劫犯大学生的定性,杏仁粥再次“出场”,以美食喻生活。杏仁虽然有毒性,但是“熬开之后要用瓢扬,扬的次数越多越好”,就能去除杏仁的毒气,成就粥的美味。杏仁粥的熬制,正如对抢劫行为的处理,虽然刘永民冲动之下犯了错误,但事出有因,本质善良,合情入理的处置,可以帮助他重新回到生活的正轨,反之则人生尽毁。生活亦是如此。围绕杏仁粥意象,美食、故事与普遍哲理融为一体,具体可感的意象巧妙地将简单的道理转化、升华为普遍的人生哲理和行为尺度,从而赋予小说深远隽永的意味。《熬鹰》《遣蛇》直接用乡村风俗“熬鹰”“遣蛇”为题,意蕴内敛且形象生动。熬鹰即驯鹰,“熬鹰不易,熬心血”,“不过,当熬就要熬”,熬出来,鹰就和人建立起信任、依赖甚至生死与共的关系。熬鹰也即熬人,雄鹰如此,人亦如此,寓意在艰难困境中,沉潜蓄势,磨练意志,厚积薄发。金花山村主任金兆天带着年轻的公务员、下放的右派、落难的技术员,通过熬鹰,化解心结,逆风前行,终迎来人生新的篇章。小说中,“熬鹰”既承担着结构文本、推动情节的叙事功能,又把作者的价值观、人生观化为形象可感的意象。同样,“遣蛇”“呼蛇”,是构成小说矛盾冲突的源头事件——方石两家因蛇结怨;同时也影射化解矛盾不止于表面,更深层的是“遣”走“心头之蛇”,才是真正的化解之道。

        色彩感是老藤小说的另一个特色。《青山在》《战国红》《黑画眉》等,色彩鲜明的词汇传达着具体意象的感性温润形象,如玛瑙的色泽、元青山的葱郁、毛驴的可爱外形,文辞典雅蕴藉,凝练传神;另一方面,色彩的象征性又预示着作品的主题和导向。《青山在》是一部反思经济社会发展的作品,“靠山吃山”“涸泽而渔”的粗放发展模式破坏了元青山的生态资源,“青山”不在,随之而来的灾难已经威胁到人类的基本生存,严峻的生态危机迫在眉睫。作者选取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句,在“青山”意象中融入历史典故、生态自然、现实问题,以及对经济发展转型、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意象的画面感、形象性与文本的思想性和反思性,互为隐喻,融为一体。“战国红”是产于辽西的一种玛瑙,以红黄缟为主。随着驻村扶贫工作的开展,落后的小山村慢慢地发生着改变。小说通过对意象内蕴、形态、修辞的多重营造,在日常书写、主题表达与美学风格上形成有机的统一。

        老藤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经典深有研究,著有文化随笔集《儒学笔记》,这份思想资源和精神修养构成其文学创作的底色。中国传统文论观“文以载道”影响深远,在老藤这里,“道”意指广泛,既指向题材的现实感、思想的纯正,审美的优雅得体;也指向个体的德行修为、文化的积累与传承,等等。因此,老藤的乡土小说,在反映当下乡村社会复杂图景时不回避困境和难题,但调子并不灰暗,困境中始终不放弃寻找破解的机遇与途径,写实与抒情、离乡与怀乡多种情感灌注其中,构成文本不乏诗意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子课题“百年乡村文化变迁对乡土小说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9ZDA27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②④⑤⑦曾楚风、老藤:《“炊烟不再,带来的不仅仅是伤感”》,《长江文艺》2019年第10期。

        ③赵园:《地之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⑥谢有顺:《成为小说家》,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2-43页。

        ⑧张元珂:《论滕贞甫〈战国红〉的小说格调及示范意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5期。

        ⑨老藤:《熬鹰》,中国铁道出版社2015年版,第70、7页。

        ⑩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71、74页。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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