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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作家网原网站入口
      媒介性、原生性与学科建设性
      ——网络文学史料研究的问题和方法
      来源:《南方文坛》 | 作者:邵燕君 李 强  时间: 2021-04-26

      ?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前提是有人存盘。然而,网络空间里的资料,却正在因为各种原因而大量消失。网络媒介使讯息更迭的频率大大加速了。因此,挖掘整理网络文学史料的工作,忽然之间变得十分迫切。如果我们不尽快地把早期的一手材料尽可能全面地保留下来,不但未来网络文学史的写作将失去很多丰富性和可能性,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大势判断,中国网络文学从哪里来,未来可能到哪里去?

        一般而言,文学史都是建立在文学史料基础上的,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但史料的范围和侧重点却并非一成不变,总随着文学史观念的变化而变化。持不同文学史观的研究者侧重挖掘不同的史料,彼此参差,各执一端,正是一个学科成熟起来的标志①。但作为仍在生成之中的文学形态,网络文学史料搜集的理论框架不宜过早框定。学院派的理论自觉性,首先应该是对既有理论框架和研究者观念惯性的自察。所以,新方法形成的第一步是“入场”,尊重网络文学的原生性,以史料自身为方法,依据文学史料的原始形状,追索网络文学发生发展的内部逻辑。与此同时,对网络的媒介属性保持最高的敏感性,发现这一新媒介环境下,文学生态系统发生的变化。

        当然,注重网络文学的“媒介性”和“原生性”也是一种理论建构方式。对于人文学研究来说,“没有批评,就没有历史”②。史料编纂需要一定的理论框架,材料的甄别也需要一套标准。否则,杂乱无章,泥沙俱下。应该说,对于一种新形态文学,史料研究方法越接近其底层逻辑,越不容易屏蔽新质。“以史料为方法”,可以随着新发现而调整方法,为未来的文学史多元叙述研究打开足够的空间。

        一、对网络文学史料的媒介性保持高度自觉

        媒介性既是对网络文学史料的物质形态而言,也是对网络文学史料的理论可能性而言的。前者意味着,网络文学史料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文字形态,需要借助更加丰富的媒介形式例如图片、影音等来捕捉、留存。后者则意味着,关于网络文学史料的研究应该是基于媒介变革属性的研究,其思路和方法与传统文学必然有所不同。

        网络文学史料保存收录的尽量是网络空间里的第一手资料,但是多数网页更新频繁,且保存难度较大。相对于网络文学丰富的实践,纸质书籍所能留存的体量实在太小。理论上说,网络数据的保存方式应该是数据库,就像纸质书的保存方式是图书馆。用纸质书的形式保存史料,本就是一种迫不得已。一方面是出于对纸张这一物质形式的信赖,多一种备份方式;另一方面,我们目前的史料研究工作,还是在纸质文明系统下的学术体制内部进行的,需要纸质书作为“学术成果”。

        对媒介性的充分自觉,首先意味着,对于网络文学史料的整理和研究,绝不能只依赖于纸质出版资料。纸质资料不但挂一漏万,而且当年这些内容在从网络“保存”到纸上的时候,经历了无形的纸质文学标准的挑选和有形的出版标准的删改,存在着多重的“幸存者偏差”。所以,网上的史料要到网上找,这是完全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基本原则。

        光上网还是不够的。我们看到目前有些出版的史料是从百度百科上扒过来的,准确性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失去了材料产生的语境。我们在考辨传统史料的价值时,总要问其出处,是否原发版本?权威版本?做现当代文学方面的史料研究,还都讲究去查原发期刊,这样可以从前后左右的材料中判断其复杂语境和微妙语义。网络文学也是一样,只是堆满尘埃的旧期刊室,变成了重重链接导向的网络深处。而且由于网络趣缘空间的“部落化”特点,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文化,黑话连篇,如果没有“圈内人的常识”,根本摸不着头脑。所以,做网络史料也是一门硬功夫,“扒帖”“刨坟”“爬楼”(均指翻看、查找以前的帖子或其他网页内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有时还需要高超的电脑技巧。

        网络文学史料的媒介性还体现在对网络文学核心属性的判断上。关于网络文学的定义,目前学术界虽然没有统一看法,但至少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就是认为网络文学是一种新媒介文学,网络不仅是网络文学的传播渠道,更是其生产空间。基于这一判断,对网络文学史料的研究,就要以文学网站(论坛)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网络文学发展史,就是一部文学网站(论坛)的兴衰史。尤其是那些曾经兴盛一时如今衰落或早已闭站的早期网站(论坛),钩沉其史料,复原其形状,可以让我们看到网络文学曾经的多种样态,其中未必不蕴含着网络文学未来的多种可能。

        在对文学网站的考察上,有一条轴心线,就是网站运营模式的考察,背后是中国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梳理。这套原创的生产机制,是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核心动力。如果没有这套机制,中国的网络文学也会存在,像很多国家一样,但绝不是如今这般“世界奇观”性的规模。为什么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最终走向了商业化?为什么在几种商业模式中,最终只有付费阅读制度成功了?为什么在几家探索付费阅读制度的网站中,只有起点中文网的VIP付费阅读模式成功了?起点中文网如何不断丰富发展了这一模式,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生产机制(VIP付费阅读制度、网络职业作家体系、用户主导的作品推荐—激励机制),打造出了“起点模式”,奠定了中国网络文学的基本形态。所幸的是,从目前可以搜集的材料来看,重要问题都能获得有效回答,逻辑链条基本是完备的。这样,中国网络文学大厦的地基就被探清了。

        另外,媒介性也包括互联网本身的建设。网络文学的诞生,首先要有网络。美国的阿帕网(互联网前身)是1969年诞生的,进入民用是在1980年代。中国最早的国际联网项目中国学术网(Chinese AcademicNetwork,简称CANET)1987年既已启动,1995年接入民用。1996年底,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网(169网)全面启动,多省市的热线、信息港陆续建成,成为中国互联网发展早期网民的重要聚集地,黄金书屋、晋江文学城、红袖添香、潇湘书院等著名书站和网站应运而生。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进程来看,中国大陆并不比欧美晚多少,在亚洲地区,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几乎同步③。这对于冷战格局下的中国大陆绝非易事,需要改革开放的大好环境和以邓小平为首的国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这些与中国互联网环境形成直接相关的政治、技术要素,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二、注重发掘“网络文学原生评论”的价值

        毋庸讳言,网络文学是借媒介革命之机,在体制外自发成长起来的文学样态,这个体制,既包括传统的主流文学体制(期刊、出版社、文联作协机构等),也包括以大学中文系为代表的学院体制。目前具有学术话语权的网络文学研究学者大都不是“网络原住民”,对网络文学的圈内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隔膜。

        网络文学在自发成长的过程中,不但形成了独立的生产机制,也形成了自成一统的批评机制。从早期的论坛、书评区,到近几年的“本章说”“段评”,书评机制一直是与网文机制伴生的,而且越来越内置于网文机制中。在数以千万计的粉丝读者的高度参与中,涌现了一批堪称“意见领袖”的精英粉丝,从早期的“龙空”(龙的天空,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早期最具影响力的网站,后以评论为主)的评论“大神”,到今天在微博等自媒体上活跃的“推文大V”,精英粉丝一直在网文圈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他们的批评往往短小精悍、一针见血,且颇具文采,自成一格。评论对象也不仅仅是针对单部作品,也有人做“年度总结”,类型梳理,光个人的网络文学史就有十几部,其中高质量的也有三五部。这些评论、论著中保存了大量已经淹没的史料,也提出很多富有真知灼见的理论观点。特别在网络文学发展早期,发生在龙空的几次著名的论争“事件”,已经触及不少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如精英与“小白”的趣味之争(《我是大法师》事件,2002年,围绕对刚刚兴起的“小白文”的文学评价问题)、网络文学的社会功能(“文以载道”事件2003年,由对情色小说的评价出发,讨论网络文学的价值观问题)、网络文学对西方设定的“拿来”和本土化的问题(“九州香蕉论”,2004年)④。十几年过去了,这些问题依然是主流学术界不断讨论的问题,但当年的讨论成果没有被有效吸纳,甚至知者不多。

        笔者将这些在网络原生环境下生发、主要在网络空间内部产生影响的评论,称为“网络文学原生评论”,将这方面卓有成就者,称为“网络文学原生评论家”,简称“网评家”。最早关注这部分评论价值的是韩国学者崔宰溶,他在201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网络文学研究的困境和突破——网络文学的土著理论与网络性》中,借用麦克劳克林(Thomas Mclanghlin)提出的土著理论(vernaculartheory)概念,为这些网络评论命名。“土著理论”指的是“非精英、非学术研究者在日常生活中所进行的一种文化批评活动”,这里的“土著”(vernacular),有方言的意思,但更强调与学术(academic)之间的区分。⑤

        笔者定义的“网络文学原生评论”与崔宰溶提出的“网络土著理论”在概念内涵上没有本质区别,尤其在强调与学院批评的区分上,是完全一致的。之所以要再造一个概念,主要是因为“土著”的说法具有传统人类学研究的色彩,有抹除不尽的“精英本位”痕迹。而且随着网络媒介日益成为主流媒介,网络文学社区越来越不具有早年“亚文化社区”的边缘性,网络空间与主流文化空间的界限在逐渐模糊。一些原本活跃于网络空间的“网评家”也有时会进入主流文学空间,甚至学术空间。使用“网络文学原生批评”的概念,外延上可以更宽泛一点,时间上也更有开放性。⑥

        不过,“土著理论”的概念确实更能突出这些“网络文学原生评论”的理论价值。崔宰溶引用麦克劳克林的观点,认为理论的定义,就是“对前提和意识形态的根本性怀疑”。“土著理论家们”或许没有明确的理论意识,但这些“文化享受者们拥有一种力量”,“他们能够看透文化现象的表层,进而把握其运作方式和结构。虽然这些洞察往往只能是本能的、直观的、经验的,并且因此往往不成系统、零散的,但他们的洞察是从该文化的实践当中形成出来的”。因此,有资格被称为“理论”。⑦

        崔宰溶着重强调“土著理论”的意义,主要是出自对当时学院派网络文学研究趋于抽象化、理论化和外围化的不满,认为突破困境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向“土著理论”学习,“我们应该试图尽量贴近实际的网络文学实践,保持对这些实践者的尊重的态度:在网络文学的领域当中,他们,而不是我们,才是真正的专家,所以在研究的初步阶段我们只能,也应该拜读他们”⑧。

        这一中肯的批评和建设性意见,对于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推进意义,这是要特别感谢他的。可惜,十年过去了,网络文学研究的入场观察仍嫌不足。现有的一些网络文学史料整理中选取了大量网络文学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只是学院和媒体批评,只能大致记录学院派和主流人群对网络文学的看法(包含偏见),离网络文学实践本身相去较远。那些活跃在网络空间的“土著”们的评论资料,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理论价值,却几乎未能进入研究者视野。这种局面是我们今天必须改变的。

        三、史料研究的学科化建设及其反思

        随着网络文学研究的深入,自然就进入了写史的阶段。写史的冲动,与网络文学研究学科化的趋向是一体的。凑巧的是,近年来,史料研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⑨,它被发动者认为是当代文学研究“在研究思路、格局、向度和方法上进行一次带有革命性意义的重要‘战略转移’”⑩,是“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网络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分支方向,其史料研究与整理工作也被自然而然地视为当代文学史料的一部分。

        当代文学学科的“史料热”,为网文史料整理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其提供了方法论的参照。在1980年代还被认为“不宜写史”?的当代文学学科,在今天已然蔚为大观,这个学科化过程中蕴含着的问题,也可以为网文史料研究提供反思。

        当代文学研究当初要摆脱“批评化”状态而推进学科化,凸显史料研究是必要的。但在如何纳入网络文学这一全新形态文学的问题上,目前的研究还存在定型化的倾向。例如,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中,将网络文学纳入通俗文学板块,认为其是通俗文学的网络版。这种定位和判断是基于旧有的文学史坐标的。在这种判断之下,网络文学的鲜活性和丰富性没有得到有效的呈现。近三十年的文学实践,只能简化为几篇“理论成果”。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根源还在于文学观念的问题。在史料整理运动中,如果仍然依附于旧有的文学史论断,面对新材料时没有对文学观念展开反思,就很有可能会让史料整理变成旧资料的补丁或重复堆积。

        网络文学的学院派研究,从个别的“学术探险”到学科建设提上日程,这本身是可喜可贺的巨大进步。但欣喜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意识到,这一学科建设进程注定充满陷阱和挑战:既要求有相对固定、统一的坐标,也要求这些坐标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

        另外一个需要警惕的是彻底的“学科化”必然有其代价。在这方面,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时段早三十年的现代文学专业情况更有参照性。随着学科化建设的彻底完成,曾在1980年代最有现实关怀的现代文学专业,其研究取向从“学以致用”走向“分析整理”?。程光炜认为,现代文学在逐渐脱离自己的时代而“退到书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古代文学”?。那么,网络文学史料研究是不是也有使网络文学脱离自身特征而变成书斋、学院中的“死知识”的危险呢?在学科化的背景下,网络文学的史料研究能不能保持网络文学的当下性和独特性,是否能够找到独特的“保鲜”方法?

        在这个意义上,“媒介性”和“原生性”是两个突破口。网络性是网络文学的媒介属性,但到底什么是网络性?一开始,我们理解为超链接,后来,理解为即时互动性和“集体智慧”。随着网络时代的进入,特别在2015年前后,网络文学开始出现明显的向“泛二次元”方向的转型,其背后的数据库特征才更真正显形?。再回头看去,电子游戏作为网络时代“最受宠”的艺术形式,其对网络文学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是十分内在的,这一点从文学路径过来的、缺乏玩游戏经验的研究者很难发现。于是,在搜寻史料时,我们需要更注重电子游戏和ACG文化对网络文学的影响脉络。在研究文学网站运营模式时,更注重其基于数字逻辑的分发系统。这样一种伴随媒介变革的深化不断“升级换代”的文学概念,只有保持着网络原生性,才能及时进行版本更新。

        当然,史料的整理工作需要相对稳定的范畴。作为一种操作方式,我们在“入场”把握了网络文学实际状况的基础上,建构起“何为网络文学的”准则,确立了网络文学的边界,形成网络文学史料体系。但这个“网络文学”的边界始终处于浮动之中。如果我们不想再像当初那样“理论先行”地讨论网络文学,给正处于七十二般变化中的网络文学定型,就要有一种史料未完成性的意识。

      (邵燕君、李强,北京大学中文系。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网络文学创作、阅读、传播与资料库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JZD038)


      【注释】

        ①以当代文学史著述与相关的史料选为例,1986年,北京大学当代文学教研室的洪子诚、谢冕、张钟等人合写《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后修订改名为《中国当代文学概观》),就编写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并在内容提要中说明“本书是中国当代文学教学参考书,它将在广度、深度上进一步推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使之更趋完整与科学”(谢冕、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1页)。此后,洪子诚个人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1945—1999(上、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编选说明也明确指出,“本史料是为配合《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出版)在教学上的使用而编选的。”(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1945—1999(上、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编选说明。)相对于合写版的史料选,洪子诚个人的史料选,除了时段扩充(上限从1948年扩展到1945年,下限从1975年扩展到1999年),篇幅的增加(从6万字增加到了9万字),更重要的变化还在于侧重对当代文学制度的起源、发展的相关资料的收录。史料的增减变化,反映了当代文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变迁。除了洪子诚,当代文学研究者里大力提倡史料研究并做了重要探索的还有吴秀明、程光炜和黄发有。具体可参见吴秀明:《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特点与问题》,《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

        ②[荷兰]任博德(RensBod):《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徐德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294页。

        ③互联网普及大都围绕教育机构进行。日本首次接入互联网是1984年,韩国是1982年,中国大陆是1987年,中国台湾也是1987年。真正进入普及化的时间点(ADSL网商用时间),日本和韩国都是1999年,中国大陆是2002年。参见:彭兰:《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第16页;[韩]NCA:《韩国互联网白皮书(图片)》,2008年,第60页;[日]《iNTERNNET magazine Reboot》2017年1号,第41页。[韩]电子新闻社(图片):《情报通信年鉴》,2007年,第328页;[日]日本総合研究所:《Japan researchreview》2002年12卷1-6号,第78页;中国5年宽带路,网易科技,http://tech.163.com/special/00092OGQ/broadband.html;https://www.daj.jp/hist-ory/internet/。

        ④谭天:《网络文学发展早期的“精英”与“小白”之争——龙的天空论坛三次论战综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6期。

        ⑤⑦⑧崔宰溶:《网络文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网络文学的土著理论与网络性》,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第50、50-51、60页。

        ⑥庄庸、安迪斯晨风曾提出“网生评论家”的概念,即“网络上成长起来的评论家”(见《网络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网生评论家”专栏“主持人语”)。如其所言,作为“网络文学评论界不可忽视的一股新生力量”,“网生评论家”的批评实践已经超出网文圈,有进入主流化的倾向。笔者定义的“网络文学原生评论家”的概念,主要指仅在网文圈内发言的著名粉丝评论者和推文大V,特别是早年在龙的天空论坛活跃的评论家,如段伟(weid)、暗黑之川(kind-red)等。对于安迪斯晨风等开始进入主流评论空间的“网生评论家”,虽然也包括在内,但对其评论内容要做区分。“原生评论”还是指网络原生环境下生发、主要在网络空间内部产生影响的评论。

        ⑨早在2014年左右,史料研究就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从国家到地方各种研究立项的热门选题。《文艺争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学术月刊》《南方文坛》《现代中文学刊》等杂志先后刊发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相关论文。同时也有一大批当代文学史料相关著作出版,包括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浙江大学出版社);吴俊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出版,等等。除了整理旧有材料,还有大量当代作家、学者年谱的编写工作业已展开,有代表性的是《东吴学术》策划的“年谱丛书”系列。参阅布莉莉、黄发有的《〈东吴学术〉“学术年谱”与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小说评论》2016年第1期)。

        ⑩吴秀明:《史料学: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一次重要“战略转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2期。

        ?吴秀明:《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特点与问题》,《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

        ?唐弢:《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文汇报》1985年10月29日。施蛰存:《当代事,不成“史”》,《文汇报》1985年12月2日。

        ?黄修己:《从“学以致用”走向“分析整理”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80-83页。

        ?参阅拙文:《网络文学的“断代史”与“传统网文”的经典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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